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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谈|以放流鱼苗的方式 向母亲海赎罪

2019.06.12 胡伟民

  6月5日下午,渔民黄某和孙某在检察官和法官的见证下,乘船前往普陀山附近莲花洋海域,将价值近21万余元的150万余尾鱼苗放归大海。去年禁渔期期间,他们为了一己私利,实施非法捕捞,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在今年的世界海洋日即将来临之际,黄某和孙某用行动向海洋“谢罪”(见6月6日《七星彩票app日报》二版)。这是谁破坏生态环境由谁实施修复的又一案例,它所折射的不仅是21万余元150万余尾鱼苗的代价,更彰显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坚定信念。

  推行海洋生态修复补偿机制是普陀区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一项创新举措,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海洋渔业资源的修复补偿责任,这是在考虑案件法律效果的同时,兼顾案件的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实现人与海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种带有公益性的生态修复补偿机制和采取经济手段实施的惩罚措施相结合,有力促进了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该区此项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创新举措对海洋生态修复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司法实践意义。

  新加坡以法律严明而著称,对违反交通法规,破坏、污染环境的行为除一定数额的罚款外,行为人还将受到“罚做义工”的处罚,分别责令做义务交通协管员,责令清扫路面和环境,用自身行动补偿造成的后果。因法律严厉,新加坡人或在该国的外籍人不会“任性妄为”,本外籍人员一样守规守法。我们也有类似的惩罚措施,比如,破坏树木者罚种一定数量的树木,破坏环境的恢复环境,侵占公共绿地行为的恢复公共绿地原貌,宠物在外排泄罚处清除,等等。这些措施是刑罚、经济补偿之外的行为惩罚补救措施,其目的不仅惩戒、醒悟了当事人,还教育、警示了旁人,法治效应的牵涉面十分广泛。

  本案中,非法捕捞者用自己的行动来实施生态修复,是一种对自己过失行为的“谢罪”、补救和受罚,除追究刑事责任外,公益诉讼人与金某等5人就非法捕捞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修复问题达成调解协议,金某等5人将自愿承担16余万元的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补偿金,用于增殖放流活动,贪一己之利的代价可谓不小。如果说刑事责任、经济罚款是刚性惩处,那么,行为人自己的“谢罪”就要相对“人性化”,但其凸显的惩罚又不失“刚性”。对于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有效管用方能“治病救人”。再者,这些钱用于行为人学法、守法所交“学费”,“买教训”也是值得且应当的。

  “谁破坏、谁修复”,有生态损害,就应有生态赔偿,有理有据,有法可依。如果说这只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借此明确生态修复责任并切实采取行动恢复生态原貌,才是司法保障的本意所在。毕竟,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价值,应该让更多人享受到“绿色福祉”,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走向生态修复,侧重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生态化”,“金钱化”只是手段而已,用生态修复助推生态保护才是根本目的。因而,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是一种彰显法理的有时代价值的司法实践。